杜祥琬：一生结缘“核”与“光”

　　他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作为“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带领一个高科技团队把我国强激光技术的研究推进到国际先进水平。

　　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东方一声巨响震撼了世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面对大漠戈壁上的擎天云团，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断言，那更像是中国人用能力和志气攥成的铁拳！人们同样不会忘记，1999年7月15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国又庄严宣告，中国早在80年代就已掌握中子弹的核心技术。这是一个振奋人心，大长中华民族士气的惊世之举！

　　这辉煌的业绩，离不开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这是一支不图索取，只讲奉献，殚精竭虑，耿耿报国的科技队伍。在这只特殊的队伍里，除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等著名科学家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其中一位就是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常委、国家“863”计划原激光技术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杜祥琬院士。

　　初春时节，记者如约来到了杜祥琬的办公室。记者面前的杜祥琬，举止文雅，思维敏捷，说话和声细语、一板一眼。当提及他的经历时，杜祥琬平静地说：“我这一生的工作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一个是‘核’，一个是‘光’。”于是，我们的采访话题就紧紧围绕“核”与“光”这两个字展开了。

　　国家需要 两易专业

　　杜祥琬在开封读高中时，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高考升学时，他的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当时全国大学唯一的天文学系——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与此同时，国家在开封挑选两名留学苏联的预备生，杜祥琬以优异的成绩被选中。正在他服从国家需要，全力以赴学习俄语的时候，由于当时中苏关系趋于紧张等原因，我国派遣留苏学生的事暂停了，他被分配转入北京大学数力系学习。

　　1959年，在当时二机部副部长、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主持下，国家选派30名大学生到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攻读原子能专业，品学兼优的杜祥琬再一次被选中。从此，国家的需要促使他将专注的目光从最宏大辽阔的宇宙移向最细小精微的核物理领域。杜祥琬风趣地说：“大大的宇宙没学成，却学起了小小的原子核。不过原子核与太阳系有很多相似之处。”20年多后，杜祥琬又一次见到钱三强先生，他对钱老说：“您是改变我生活道路的人。”钱老问他：“你后悔吗？”他答道：“不后悔，追随您的事业，我感到很荣幸！”

　　在苏留学期间，杜祥琬和其他中国学生接到大使馆转来国内对他们学习的希望，其中提到“要着重学好中子在介质中输运的理论”。当时，杜祥琬并不理解这个指导性意见的意义，只是认为这是国家的需要，就在这方面下功夫学习。直到后来回国投入氢弹的研究工作时，从熟悉波尔兹曼方程的解开始，才对那段话的深刻含义恍然大悟。

　　从天文转到数力，从数力转到核物理，再到后来转向激光。“兴趣服从需要，需要产生兴趣。”杜祥琬感慨地说：“首先是我个人的兴趣服从了国家的需要，同时，在国家需要的学习和研究中，我又对新知识、新领域、新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钻研进去才发现，这些新领域、新课题是那么的富有挑战性。”

　　特殊事业 无名英雄

　　1964年，杜祥琬从苏联学成回国，被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称“九院”）理论部，从此投身于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在这里，他受到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一批优秀科学家的教诲和指导。他在所承担的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方面不断深入，为核武器设计的改进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在突破氢弹原理阶段，他曾完成多项核武器热试验诊断的理论设计与试验分析。

　　杜祥琬告诉记者：“我来到九所的时候正是突破氢弹的时候，氢弹要做成，热核材料必须在高压和高温下燃烧，但是如何人为创造这种条件，大家都没有经验。于是，从20多岁到50多岁的一群人便开起了讨论会。大家没有任何顾虑，在黑板上画图、写公式，提出自己认为可行的方案，然后进行计算，气氛非常民主。”

　　1966年底，杜祥琬和另外两个青年组成的热测试理论组，带着予估的中子和伽玛谱的理论数据赴试验基地参试，获得成功。这是一次氢弹原理试验，是我国掌握氢弹的实际标志。当时的新闻公报里只称为“一次新的核试验”。杜祥琬回忆说：“当时戈壁滩刺骨的寒风和‘文革’阵阵恶浪在大家心中投下的阴影，都挡不住试验成功带来的激动和喜悦。”

　　20世纪60年代，中国“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上，那里气候恶劣，冬季漫天飞雪，最低温度达零下40度。尽管后来基地迁到四川，但戈壁深处的试验现场寂寞荒凉，风沙大，水质又极恶劣。“饥餐砂砾饭，渴饮苦水浆”。杜祥琬作为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的负责人，和其他科研人员一样，摒弃世事纷扰，埋头事业，年年都有一半时间抛妻别子，奔波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各研究基地和试验现场，或在计算机旁全身心投入繁杂的理论计算，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

　　杜祥琬和同事们在1992年出版的《核试验诊断理论》一书的扉页上饱含深情地写道：“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草原、山沟、戈壁滩上和计算机旁为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献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人们！”后来有人评价这批当年参与核研究和实验的科学家时说：“他们心中只装着国家和民族，唯独没有自己。”

　　1971年，杜祥琬参与了向周恩来总理进行核试验汇报的工作。1975年在新一代核武器研究的开创时刻，他受命重组中子物理学研究室，针对新一代武器存在多个复杂过程的要求，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和一线攻关工作，提出了研究方向与课题及多种热测试手段，发展了新的物理思想和方法，为新一代武器设计和试验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