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

田间工作照。（资料照片）

　　“我们农民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2007年5月13日上午，在湘潭县泉塘子镇“湖南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示范基地”一望无际的稻田旁，棋盘村农民陈德云这样对记者说。

　　陈德云说的是心里话。已经61岁的他曾经饱尝过饥饿的滋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只有十四五岁、正长身体的陈德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顿饱饭。1995年，陈德云家4亩多责任田第一次种上“新香180”杂交晚稻。那一季，每亩收了550多公斤稻子，亩产比往年增加150多公斤，多收入200多元。也就在那一年，丰收后到粮站卖粮的陈德云，一边喜滋滋地数着钞票，一边听别人说到“袁隆平”这个名字。如今，陈德云家有九亩五分地，每年至少一季的杂交稻能收入一万多元。

　　2007年5月10日，在位于长沙市马坡岭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记者看到这样一组数据：到2006年，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水稻56亿多亩，增产稻谷5200多亿公斤。近年来，全国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2.4亿亩左右，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7500多万人口。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将推广杂交水稻列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战略措施。目前，杂交水稻在越南、印度、菲律宾、美国等国家实现了商业化生产，众多的国家正在试种和示范。2005年，国外杂交水稻推广面积约200万公顷。

　　袁隆平这个名字，何以让中国一个普通的庄稼汉记住，又怎样和全世界的吃饭问题连在一起？追寻袁隆平的足迹，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那一年，袁隆平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悲惨的情形，一直刺痛着他的心。寻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成为实现“三系”蓝图的开始。那张寄自北京的十四块两毛八的小小稿费单，似乎也通知着袁隆平：你已经闯入全世界公认的“水稻杂交无优势”的禁区。

　　1953年8月，湘西雪峰山麓的湖南省安江农校，新来了一位年轻教师，他就是刚从西南农学院毕业的袁隆平。安江农校，成为袁隆平人生舞台的第一站。

　　到了1960年，大饥荒犹如洪水猛兽席卷中国大地。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也同样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我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一次看到两个人倒在桥下，一次看到两个人倒在田里，还有一次看到一个人倒在大路旁。”那悲惨的情景，一直刺痛着袁隆平的心。“不解决吃饭问题不行。这个想法至今仍然牢牢地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这是驱使我孜孜不倦地研究提高粮食单产方法的最大动因。”

　　多年来，人工杂交水稻研究一直是各国科学家难啃的“骨头”，许多水稻专家在这道难题前碰了壁。他们得出结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植物”，利用杂交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学校试验田偶尔发现一株穗大粒多的“天然杂交稻”，从它身上，袁隆平联想到：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天然杂交稻”，只要能探索出其中的规律，就一定能够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同样，也一定能够将这种杂种优势应用到生产上，从而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

　　顺着这一思路，袁隆平用几年时间渐渐勾勒出解决这道世界难题的蓝图：利用水稻雄性不育性，进而培育出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然后再利用“三系”进行循环杂交，就能完成不育系繁殖、杂交稻制种和大田生产应用这样一整套“三系”杂交水稻生产的程序了。

　　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在自然界找到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作为新的育种材料。然而，要在成千上万亩水稻田里找这么一株特殊的稻穗，无异于大海捞针。

　　从1964年6月20日开始，袁隆平挤出教学后的业余时间，每天头顶烈日，脚踩污泥，弯腰驼背地寻觅那神奇的“不育”稻株。

　　7月5日，是寻找“不育”稻株的第16天。在一块“洞庭早籼”田，袁隆平的目光在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啊，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10多天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雄蕊植株。袁隆平马上将这“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加以标记，两三天内反复观察，并采集花药进行镜检，进一步证实这是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

　　后来，袁隆平又前后共检查了14000余个稻穗，分别在洞庭早籼、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4个水稻品种中，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

　　栽培实验结果显示：通过少量的天然雄性不育株，完全可以培植出一个庞大的雄性不育系；再利用雄性不育系进行人工杂交制种，预期可以获得很高的产量和效益。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发表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那张寄自北京的十四块两毛八的小小稿费单，似乎也通知着袁隆平：你已经闯入了全世界公认的“水稻杂交无优势”的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