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活跃在国内外科技界的领军人物

　　引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任主席周培源，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我国科技界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为捍卫世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人民外交家，也是一位大力推进科学技术普及的热心倡导者。

　　提语1：周培源是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力学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他与物理学会副理事长钱三强、力学会理事长钱学森等共同主持这两个学会的会务长达30多年，为推进这两门学科的学术发展和人才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题语2：周培源与钱学森等共商恢复科协和学会的大计，积极支持科协和学会开展活动，并与高士其、沈其益等一起不断向中央反映意见，促使科协和学会比其他群众团体更早得到恢复，并很快走向了全面复兴。

　　作为接替李四光担任中国科协第二任主席的周培源，为创立、发展、捍卫和复兴我国的科技团体特别是中国科协，开拓和发展国内外的科技交流事业，促进科学技术在我国的传播与普及等方面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近日，记者联系到了曾在周培源领导下工作，与周培源有过多年交往的中国科协普及工作部原部长、中国科普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章道义。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里，记者如约来到章道义的家。记者面前的章老，头发花白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热情健谈。他深情地回顾了在周培源身边工作那段难忘的日子，详细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周培源——

　　开拓和发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事业

　　周培源1950年以北京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全国科联组织部部长。此后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力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曾担任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国际科学家联合会理事及世界科协副主席等职，是一位活跃在国内外科技舞台多年，为兴办我国的科技团体，发展我国科教事业尽心尽力服务的中国科技界的卓越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后，为冲破我国被孤立于国际学术组织之外的局面，积极地开拓和发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事业，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进展。

　　周培源自1955年起就作为中国科协的首席代表出席世界科协的历届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国科协主席、世界科协副主席李四光教授出席世界科协执行局会议；1959年就任世界科协名誉秘书；1962年当选为世界科协副主席；1963年，为打破当时美苏对中国的孤立政策，开展国际交流，向世界介绍我国的科技成就，党中央和国务院支持中国科协建立了“世界科协北京中心”。

　　1964年“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举行了“北京科学讨论会”，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参加。周培源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会议历时11天，宣读学术论文299篇，交流了与会各国科学研究的成果和经验，探讨了促进各国间科技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接见了全体代表。陈毅、聂荣臻、郭沫若、李四光在全体代表集会上讲了话。对四大洲各国以及全世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学界的团结与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会议期间，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还就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专门邀周培源和于光远去他的卧室谈了两个小时，讨论了许多有关自然辩证法等认识论问题。

　　1966年 “北京科学讨论会”又举行了“暑期物理讨论会”，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33个国家和1个地区的144位物理学家参加，周培源再次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会议收到并交流了99篇学术论文，涉及物理学的诸多领域，分别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并在基本粒子、原子核物理和固体物理等方面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解释了一些新的实验现象。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陈毅等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为增进四大洲科学家之间的友谊，促进与会各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整个科协工作被迫陷于瘫痪。但在10年动乱中，惟一可以中国科协副主席身份参与国家和有关方面外事活动的仅只周培源一人。因此，他也就成为中国科协的惟一代表和外国科技界与中国科协联系的惟一“通道”。特别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封锁孤立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产，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和青年学生争相访华。

　　到了北京的客人无不参观北京大学。时任北大副校长、校长的周培源的外事工作成倍增加，有时一天就要接待几起客人。据他三女儿周如玲记述：“据我记忆，从1972年以来，父亲以北大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参加接待过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里根等国家首脑。接待过英国外长霍姆、联邦德国外长谢尔等来自美、欧、亚、非、澳、中东、拉丁美洲等30多个国家的部长、议长、州长；接待过十几个世界著名的新闻通讯社、报社的董事长、社长和主编；接待过20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40多个来自世界各大洲的著名大学的校长和科学院院长；还接待过日本从政府官员到青年学生各阶层的代表团，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教授、学生，特别是华裔学者更是数不胜数。仅北京大学一处的不完全统计，1972年一年中，北大就接待了300多批来自52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共2500多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父亲当时的工作量。”

　　1975年9月，周培源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美，受到美国科技界的热烈欢迎。美国总统福特亲自会见了他。

　　1978年9月，周培源率友好代表团访日，参观了日本各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并受到日本首相福田的接见。9月29日返回北京，10月6日，就又率中国教育代表团访美，谈判互派留学生问题，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友好的接待，许多学校领导人不约而同地表示愿意接纳中国留学生和研究生，并接受周培源的建议，双方派出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可用访问学者的名义，从而排除了当时中国学者还未评审学衔的障碍，达成了在“1978—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

　　“学习费用由派出一方支付，但对于可能提供的奖学金，双方均可充分利用”等口头谅解。中美正式建交后，邓小平同志率团访美，在1979年1月31日与美国总统卡特所签的协议中，将这一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的一部分加以签署，从而载入中美史册。

　　改革开放后，周培源的出访就更加频繁。他多次以不同身份率团访问美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希腊、英国、新加坡、丹麦、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或参加学术会议，或考察访问并做学术报告，或进行双边会谈，签订合作协议。从1979年到1988年，每年少则一两次，多则三五次。接待的外国客人更是数不胜数，为我国科教界走向世界、广交朋友和登上国际科技舞台，打开了一扇扇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