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平：演绎生物多样性

　　现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的张亚平，年仅41岁，却已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国际竞争中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中国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自称“幸运儿”

　　张亚平喜好登山，他常把科研的过程比作登山的路途，科研的成就比作山顶的凉亭。张亚平喜欢高山上凉亭中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也乐于享受登山途中的大汗淋漓。往往是，当他还认为自己在攀登路途中，却已经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巅峰”。

　　2002年6月，这位一直以来从分子进化的角度研究生物多样性的中国青年科学家跟往常一样，依旧忙碌在“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中的时候，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贝基基金会和保罗基金会，把第三届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导奖”授予了他。张亚平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学者。

　　“生物多样性领导奖”是国际上专门针对这一新兴领域设立的重要奖项。大奖的突然惠顾，张亚平备感“意外”。在很多场合，张亚平总说自己是“幸运儿”。“国际、国内做得出色的人很多，我能得到这个荣誉是非常幸运的，在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里，比我年长的、同龄的科学家有很多，能够得到这个荣誉，一方面是实验室的全体人员和我的共同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另一方面，就是运气。我觉得我的运气比较好，因为我想做的许多工作都做出来了。”

　　张亚平一直对自己的天赋和勤奋只字不提，只是强调，自己与老一代科学家相比“是非常幸运的”，幸运地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幸运地进入科研殿堂并出国深造，幸运地得到院长特拨经费回国发展，幸运地当选院士……

　　“恰逢其时，感谢改革开放，我接受了正规的基础教育和系统严格的高等教育。中小学时代就开始受《科学的春天》、《哥德巴赫猜想》的感召，加上整个社会对科学的尊重和重视，我走上了科研之路。”

　　张亚平自身的努力和所处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位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向前的年轻院士。

　　“分身有术”

　　幼时的张亚平非常喜欢读小说，而且他阅读得速度较快，往往是，别人看五天的书，他一两天就通读下来，虽然并没能完全消化，但他有自己的视角。如今，这种阅读方式，被他融会到了科研工作之中。

　　“我们这代年轻科学家也许并不都像过去宣传中的那种传统形象，既热爱工作、也热爱生活。除了实验室的工作狂，我还是旅游的热爱者、中学的百米冠军、学校比赛中乒乓球和篮球等项目的选手、扑克和陆战棋的战士、武侠小说的迷恋者等!”

　　2003年11月，中科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37岁的张亚平与青年材料科学专家卢柯一起，成为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

　　张亚平名声鹊起，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使得沉迷在进化生物学里的张亚平突然多了别的“应酬”：参与各种基金、奖项的评选；应对媒体突然剧增的采访。张亚平尽量减少“应酬”,且总是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希望能更加专致于所喜爱的研究。

　　少年锋芒毕露

　　还是很小的时候，张亚平就认为工作和生活对于一个人都是同等重要的，只是人生应该分为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实现不同的人生价值。张亚平的与众不同，使得他在同龄人还在追求生活的年龄，就在分子生物研究领域颇有建树。

　　1986年7月，张亚平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他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留在大城市。张亚平选择了昆明市郊的“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选择了从事动物遗传学研究。

　　“当时我十分喜欢动物遗传学。大学毕业之前，我查了些文献，看到一些施立明的文章，觉得他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的研究方向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云南又是一个动物王国，为我将要做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是一种机遇。”

　　张亚平义无反顾地来到位于花红洞山口的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投在了细胞进化研究专家施立明的门下。适时，施立明领导的实验室已是国内动物染色体进化做得最好的实验室。

　　“在我去的时候，施老师敏锐地感觉到世界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他想在实验室开辟新的实验领域，因为我是学生物化学，有着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训练，他希望我来在这个实验室开辟分子遗传学方面的研究。” 一个大学刚刚毕业，二十出头的“莽撞”少年，肩负着恩师的信任与器重，就这样从零做起，开始探索新的实验领域。

　　没有提取DNA微量样品所必需的微量移液枪，张亚平就用微量注射器和烧杯。“当时提取DNA样品时，用的是微量注射器。若干个烧杯摆在那里，用于清洗微量注射器中的残留物。”张亚平苦笑。

　　用着近乎原始的方法与设备，年少的张亚平完成了当时还没有人系统做过的“猕猴属的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研究”。 通过完成一系列的课题，实验室分子方面的研究逐渐受到同行的关注。

　　对于“猕猴属的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研究”这个“处女作”，如今的张亚平谈起津津乐道：“我们先把猕猴的线粒体提取出来，在把里边的DNA纯化出来。然后用限制性酶进行分析，比较它的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计算不同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当时在国内系统地做这方面工作的还是不多的，我们有了新的起点。” 。“当时条件有限，订分子生物学试剂所需要的时间常常以月为单位计算，整个条件都不配套，做实验较慢，实现一个目标不容易，需要动脑筋想办法。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研究发展很有帮助，很有价值!”

　　士为知己者死

　　历史缔造了巧合，也酝酿了必然的结果。张亚平用他的信念与勇气，编织着他们的节点。

　　1994年，张亚平的启蒙导师施立明院士病故，他创立的“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一度失去了掌舵人，研究陷入低谷。当时张亚平远在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协会做博士后研究，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上有着自己的见解，又汲取了西方生物科学研究的思想，自然成为实验室新舵手合适的人选。爱国的情怀，恩师的栽培，能给张亚平一万个回国的理由。然而，对于分子进化的痴狂，使得张亚平徘徊两难了。因为当年，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条件确实无法满足当干之年的张亚平的基本工作需求。

　　“我当时曾想，如果我回来不能从事我深爱的研究，我回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踌躇再三，在返回美国之前，张亚平决定到北京来拜访一下科学院领导，争取实验室购买设备的所必需的经费。“我这个无名小卒，能否拜访到周光召院长，要到经费？我比较忧郁，想，碰碰运气吧。”张亚平耸耸肩，略显有些兴奋。

　　于是，在科学院一些领导和同志的帮助下，张亚平幸运地“得到”了周光召院长的“十分钟”的接见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这次面谈差不多决定了张亚平以后的科研道路。“以前没有拜见过任何大领导，感觉需要仰视的人，现在要面对面，很紧张。去见院长之前，我事先准备了一些有关的材料。”事隔十多年之后，张亚平笑着描述，“没想到，尽管周院长是物理学专家，但问生物学的问题却很专业，立即拉近了距离，我很快就放松了。”惺惺惜惺惺，张亚平对生命科学研究的独到见解，使原定仅有10分钟的谈话大约持续了1个小时，在当时科学院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周院长当即决定拨给张亚平15万美元，“15万美元，在当时我看来，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士为知己者死，我必须把工作做好!”

　　于是，1995年张亚平又回到中国，回到家乡云南，蓄势待发，开始了他的新一轮起跑。他不断根据学科发展趋势和国家需求调整研究思路，根据云南少数民族和家养动物资源丰富的特点，开拓了人类和家养动物基因多样性的研究方向，将基础研究与人类健康和畜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研究方向的新开拓使他们的工作充满生机，其研究也进入生物多样性国际研究的前沿。这些辉煌的成果，回答了当初人们对他大学毕业后为何不留在上海而选择云南，留学回国时不选择大城市而选择云南的不解。张亚平认为，云南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是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好地方。即使是边疆省份，只要选准了恰当的研究和发展方向，同样能赢得世界的认可。

　　“人是要懂得知遇之恩的！对导师施立明院士如此，对周光召院长如此，对诸多帮助自己的前辈老师都是如此！我们的前辈们奠定了一个很好的科研基础和科研传统，我们是站在他们肩膀上的；而‘文革’造成了人才断档，需要年轻人快速成长接上前辈们的班，因此我们这代人非常幸运，虽然条件差一些，但机会却特别多。而现在我们的学生则没有这么幸运，面临更加剧烈的竞争。当时我在导师施立明院士的指导下开始了严格的科学训练，他对科学的执着、他的严谨、一丝不苟，很多好的工作习惯对我影响很大。一个实验室、一个研究所的传统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怎样的工作态度，怎样的科学精神，会相互影响。老师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老师不仅要考虑实验室的发展，同时也要考虑学生的前途与发展，希望在于年轻人。”科学知识需要人来传承，优秀的科学精神更需要传承而不是断档。

　　站在前辈肩上的拼命三郎

　　“我现在带了不少学生，尽力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条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希望他们能超过我，否则就是我当老师的失败。现在有些学生的工作已大大超过同时期的我，我很欣慰!大家经常在实验室没日没夜地干，但我们也不时组织大家出去玩玩，调剂一下。我并不主张书呆子型的，希望学生们会工作也会玩，工作时要专心投入，玩的时候也要玩得尽兴、开心！我认为每个人的力量都有限，但集体的力量却是巨大的，实验室的合力使微薄的自己变得强大，那种高兴无法用言语表达。”

　　张亚平十分重视团队的建设和青年人才的培养，强调奋发向上、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允许争鸣、相互协作帮助、共同发展的精神。2001年，他带领的团队入选国家首批15个创新研究群体之一。张亚平说：“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团队的支持。” 在他的指导下，一批研究生茁壮成长、分别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优秀奖等各种奖励。　目前，张亚平已培养了20多个博士、硕士，他的研究生中有的已超过他当年的同期水平，不少学生获得了中科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优秀奖或其它院级的冠名奖学金。对张亚平来说，这是除个人的学术成就外，他最感自豪和骄傲的。 张亚平带领他的科研团队，面对与发达国家和沿海发达地区的条件差距，立足于西南的少数民族和动物资源优势，通过重要的科学问题与特色资源的有机结合，逐渐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研究特色，迈入了生物多样性国际研究的前沿。2002年，他因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取得突出贡献而荣获第三届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导奖”，这是国际上专门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这一新兴学科领域设立的重要奖项。

　　更有趣的是2000年，张亚平和他的研究小组用DNA鉴定技术为一头小牛犊确认了“亲爹”，轰动一时。早在1999年5月，昆明市石林县农民赵文兴丢失了一头灰色的小黄牛，四处寻找后，发现同村的毕万福把自家的小牛牵回了家。两家人都声称是自家母牛生的，“牛官司”闹上了法院，法官也难断案。法院委托中科院昆明动物所进行“亲牛鉴定”。张亚平和他的研究小组刚好在从事家畜起源和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成熟可靠的DNA鉴定技术很快鉴定出小牛犊是赵文兴家的，牛官司终于了结。

　　对于当选院士意味着什么，张亚平没有一丝犹豫，“这是前辈对我们后辈努力工作的鼓励，对我们取得一点成绩的莫大肯定。但这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需要我把工作做得更好，才能与院士这个荣誉相吻合，对得起前辈们的鼓励和信任；同时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推动我国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带领实验室、研究所追求更高的科学目标等。”

　　在工作中，张亚平是个拼命三郎，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却从未厌倦过。他记得导师施立明说过的一句话：“如果对研究没有浓厚兴趣，最好趁早改行。”现在他也用同样的话告诫他的学生。他说：“兴趣能激发人的灵感和穷追不舍的动力。科学研究虽然十分辛苦，但只要兴趣所在，你愿意为它付出很多，甚至是毕生的心血”。

　　· 人物档案

　　张亚平，分子进化生物学和保护遗传学家，1965年出生于云南昭通，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在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学术贡献：致力于研究动物和人的进化历史和遗传多样性，澄清了若干脊椎动物重要类群系统与演化中的一些难题，阐明了亚洲人群进化的一些规律，揭示了一些基因和基因家族的起源进化及其与生物适应的关系，证明了东亚在家养动物起源中的重要贡献。

　　作为国内较早开展动物分子进化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学者，张亚平先后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项目、“973”课题、国家基金重点项目等重大课题，在动物的分子系统学、基因的进化与动物的生态适应、东亚人群和动物的遗传多样性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并建立了具有国际影响的DNA资源库，先后在《自然》、《科学》、《美国科学院院报》等SCI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 他本人也因此获得国家和省部级成果奖多项、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中国青年科技奖等。2002年，还获得美国贝基金会和保罗基金会联合颁发的第3届“生物多样性领导奖”，成为亚洲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