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林：结缘可可西里

　　门开着，一个头发多少有些凌乱，穿藏蓝色羽绒服、登山鞋的人，坐在长沙发的一角，低头在本子上写着什么。茶几上摆着一张地图、一个小布袋和一个塑料袋。

　　记者在门口站了会儿，无法确定这是不是丁林。上一次见面是2005年的夏天，他穿一件干净的天蓝色衬衫，年轻而帅气。

　　敲门，里面的人抬头。没错，是丁林，但比记者记忆中的那个人黑瘦，好像还有了些皱纹。显然，连续两年担当中科院可可西里科考队队长之后，那个“美丽的少女”已经在他身上留下了太多的印记。

　　2005年9月20日至10月30日，丁林带着50多人的科考队伍，由南向北经拉萨—双湖—普若岗日—多格错仁—岗扎日—向阳湖—鲸鱼湖—茫崖，到达格尔木。曾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

　　今年的队伍壮大到60余人，10月13日从西宁出发，11月18日回到格尔木，在去年南北穿越的东边走了一个“之”字，足迹遍布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唐古拉山三大地区。这一次，媒体说他们“完成了1990年以来对可可西里地区最大规模的科考壮举”。

　　明年，丁林还要在西边再走一个“之”字，他说，“这样，我们的研究就可以覆盖整个可可西里地区。”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曾对可可西里科考活动给予高度关注，并指出，这是真正“站在高原，研究高原”。

　　发现世界屋脊的脊柱

　　这一发现对于研究青藏高原地质形成机理和对环境气候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助于探索这一地区铜、铅、锌、金矿床成矿潜力和分布规律。

　　跟丁林提起“首次”、“最大”之类定性的词汇，他淡淡地笑了笑，“我更在乎的是科考能否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边说，他边打开了茶几上那个小布袋，里面是些编着号的石头。“这是我们从可可西里山脉采集的火山岩。今年一共采了800多件岩石样品，现在正忙着进行实验室分析。”

　　“听说您这次找到了‘世界屋脊’的脊柱？”

　　当记者的问题回到丁林的专业时，他健谈了许多。他告诉记者，在青藏高原核心地区，发育了一个2500公里长，相对高差1000米、宽度约100公里的青藏高原中央造山带。它从喀喇昆仑山、藏色岗日、普若岗日、唐古拉山一直到云南梅里雪山。如果说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的话，这一中央造山带就是它的脊柱。中央造山带南北两侧在地质、气候、动物迁徙和植物分布等方面均表现出了很大不同：以南为印度洋水系，受印度季风控制，藏羚羊主要向南迁徙；以北为太平洋水系，受西风带控制，藏羚羊则主要向北迁徙。丁林说，这一发现对于研究青藏高原地质形成机理和对环境气候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助于探索这一地区铜、铅、锌、金矿床成矿潜力和分布规律。

　　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

　　在其他地方有很多国际合作，但可可西里不行。我们对这个地方还不是太了解，参与国际合作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有关中央造山带的研究，去年他们就做了一些，而且还写了论文。今年在完成北线考察，进入南线的第二天，丁林接到通知，那篇论文被国际著名地学杂志———《地球与行星科学通讯》（EPSL）接受了。“那天我特别高兴。”

　　他说，发表青藏高原地学的文章对中国人来讲还是非常费劲的。虽然青藏高原在中国，但研究的声音主要来自西方。“我们的文章必须经过他们来评审，而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固定的观点，对其发起挑战是很难的。他们每年都有几百个科学家在青藏高原从事研究工作，且经费充足，平均一个项目的经费在30万美元左右，而我们国家平均基金只有30万人民币。在实验室方面，前几年我们和他们的差距也很大，这几年实验室条件赶上来了。”

　　丁林说，这也是为什么在可可西里实地考察时，暂时不愿同外国人合作的一个原因。“在其他地方我们有很多合作，但可可西里不行。我们对这个地方还不是太了解，参与国际合作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历经责无旁贷的煎熬

　　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晚上7点时，对讲机再次响了：“是他们俩！”当时他的泪“刷”地下来了，静静地悄无声息，却止也止不住。

　　科考队的人员构成很复杂，除了来自地质、地貌、动物、植物、大气等多个领域的科研人员，还有司机、队医、厨师、志愿者等，共60多人，20多辆车，几十吨重的物资。这样的队伍肯定不好带。

　　“说实话，当这个队长真没什么意思。”丁林感慨道。出发前，他给大家约法三章：第一，要确保人和车辆的安全；第二，搞好科研；第三，做好新闻报道。“我每天都要为在哪里住、吃什么，谁生病了，要不要送下去，陷车了怎么办等等操心，简直就是一种煎熬。有时队员晚上会问我，‘明天去哪儿’，我只好说，‘这事不用你们操心，赶紧去休息吧’，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第二天该退还是该进，但又不能告诉大家。”

　　有一次，对讲机里有人向他报告说，有两个队员找不到了，“我当时在50公里以外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头发都竖起来了，疯了似的往回赶。”原来，那两个队员说要到前面的山坡照张像，定好下午4点前一定回来集合，但5点多还没来。那天雪下得很大，在他们失踪的地方，早晨还有一只藏羚羊被狼群咬死了。如果真丢了，凶多吉少。

　　丁林当即调集7辆车展开地毯式寻找，一辆车在他们走失的地方原地不动，另外6辆车转圈寻找。对讲机一会儿说：“前面有东西在动。”一会儿又说：“不是人，是野牦牛。”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晚上7点时，对讲机再次响了：“前面湖边发现两个影子，是人！是他们俩！”丁林说，当时他的泪“唰”地下来了，静静地悄无声息，却止也止不住。不过等真见到他们后，他倒不哭了，还罚了他俩每人200块钱。

　　“饿了吧？”丁林突然问记者，顺手打开了茶几上的塑料袋。“这是我中午买的花生米，挺好吃的。尝尝看。”此时是下午6点，采访显然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而这正是记者知道的丁林，温和，周到。但据说他在野外的脾气并不太好。

　　“是不好。经常会发火。你想想看，有的时候都晚上8点了，帐篷还没支起来，几吨重的东西要卸下来，可大家都累坏了，谁也不想动，几十个人的饭在哪里也不知道，我能不急嘛！”

　　2006年11月18日，科考顺利结束的那个晚上，平常对酒没什么兴趣的丁林喝得大醉，因为，一副沉重的担子终于可以暂时放下了。在明年科考开始前，他都只需是“丁林研究员”，埋头做自己喜欢的科研，而不必当“丁林队长”，天天悬着一颗心。

　　期待可可西里的来年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住了多久，现在又去了哪里？他希望明年科考时，除了做好地质研究外，还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丁林的老家在安徽省萧县，1984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他考到中科院地质所做硕士研究生，因为导师是研究滇川地质构造的，他的“爬山”经历也就开始了。后来读博士时又跟着导师踏上了青藏高原，并从此与青藏高原不离不弃。

　　当丁林讲起青藏高原的隆升历史时，连记者这种外行都会被他对事业执着的爱所感染。还记得2005年夏天，记者和中科院一些硕士生、博士生一起聆听他的学术报告，他“拖堂”了20多分钟，但浑然不觉，完全沉浸在那动辄就以亿年为时间单位的地质变化中。

　　搞地质研究，出野外是免不了的。于是，记者顺口问了句：“您每年有多少天在野外？”他先是说“不一定”，后来索性说：“这个问题可不可以不回答，因为我的数字总是和人家的对不上。”

　　丁林所说的“人家”是他的妻子。他说，这么简单的算术题，他却从来就没答对过，当然，他说的天数他永远比“正确答案”少而没时间辅导女儿学习，是他心里一直愧疚的事情。

　　说起明年的打算，丁林说，他们今年在可可西里的核心区海拔大约是4900米处发现了藏族传统的玛尼堆，有十多立方米，每一块石头上都刻着经文，多数是六字真言。这说明，可可西里核心区并非“无人区”。在藏区，有人居住就一定有玛尼堆，那是他们祈福的场所。玛尼堆中间还有一些牲畜而非野生动物的尸骨以及部分锈迹斑斑的金属制品。可以说，这是他们在可可西里核心区发现的第一份文物。丁林要求所有队员都不得挪动玛尼堆上的石头，让它保持原有的样子。

　　尽管目前还无法鉴定玛尼堆的确切年代，但这里一定曾有牧民生活过。“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住了多久，现在又去了哪里？”丁林说，他希望明年科考时，除了做好自己的地质研究外，还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丁林，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构造地质学及岩石学。曾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首届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等。参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等多个重点项目研究。自一九八八年以来一直从事滇川西部、青藏高原的研究。二○○五年、二○○六年两次担任中国科学院可可西里科学考察队队长。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