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合肥为什么行？

本报记者 王永群

6月2日，在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潘建伟院士和他的校友、同事正在为将于2016年发射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忙碌着。同样是量子通信领域，潘建伟另一名校友冯镭选择了量子通信技术产业化方向。冯镭是安徽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当天，他正在合肥忙于量子通信技术在城市间开通。

合肥是潘建伟和冯镭学习的地方，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合肥还是一个不足5平方公里的江淮小邑，但共同的事业让二人甘愿长住于此。而在科大讯飞、美亚光电、量子通信等一批人们耳熟能详的创新型企业集聚于此后，合肥成为“创新之城”，朝着“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狂奔。合肥究竟为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哪些实践经验？

有人感性地说，合肥在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上取得显著成绩，全是逼出来；有人理性地认为，合肥赢在机制。与国际乃至深圳和中关村相比，合肥创新业绩还算不上卓越，但记者对合肥科技创新经验和机制进行解剖后，发现合肥在科技创新上的成功做法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选择了自主创新发展战略，就坚定不移、心无旁骛地坚决执行。其实，说“合肥创新是逼出来的”不无道理，在2003年以前，合肥不但在省会城市间是个“小不点”，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特征：“墙内开花墙外香”。合肥虽有中科大、中科院合肥分院以及中电集团38所、16所、43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省会城市行列，科教资源靠前，但这些科研机构与合肥似乎又没有关联。因为，合肥曾经创造了诸多“第一”：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第一台窗式空调机、第一台激光大气污染监测雷达、世界第一台VCD等，但这些技术均未在合肥就地转化，即使是合肥本土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些“第一”来源于合肥。

合肥的曾经经历是许多城市目前的一个缩影：拥有较多优势资源却不知道如何利用，而这些优势难以像劣势那样珍惜机遇，难以把握机遇进行感性探索和冒险创新。

那么，合肥是如何走上创新之路的？2005年12月，现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任合肥市政府代市长时，他见证了合肥科技创新的“磕磕碰碰”。“合肥最大的优势是科教、最大的潜力是科教、最大的希望还是科教。”他回答了两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一是合肥企业都尝过技术受制于人的“痛”，二是合肥政府意识到“科技能够创造价值”。

二是创造所有能创造的条件，为真正想创新、能创新的多元主体创造良好条件。量子通信技术属于大科研范畴，对于地方来说，可能会大投入、小产出，也可能会没有产出。冯镭说，他们公司在合肥成立时，仅有几个年龄相仿的中科大毕业生，手里拿着的只是“实验室成果”。

合肥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李兵是当时积极推进量子通信公司在合肥落户的官员之一，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当时管委会把办公室让出半层楼给量子公司，“支持他们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他们真正想创新、能创新。”

合肥不仅“收留”了冯镭和他的同事，市政府还派了一名科技局工作人员帮助公司协调外部事务。“项目需要产业化，而我们科研人员刚出校门，不会和市场打交道。”冯镭说。

而“收留”的回报是，2012年“合肥城域量子通信试验示范网”全网开通，成为国内“首个开工、首个建成、首个使用”的规模化城域量子通信网络。2013年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项目经国家发改委批复立项，并在合肥建设京沪干线控制枢纽中心。目前，量子通信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公司已逐步由研发转向产业化，2014年销售收入突破1亿元，产值每年递增30%以上。

三是持续优化城市综合创新生态。2015年，新修订的《合肥市促进自主创新政策》着重从科技投入等六个方面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根据市场需求，结合创新型企业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产业类别，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体系。此外，在出台的“1＋3＋5＋N”政策体系中，合肥在全国率先对产业扶持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对分散在各部门的产业扶持政策和资金进行整合，形成了统一规范的政策体系。

调整后，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政策资金，通过“拨款变投资、投资变基金”，撬动大量社会资本跟进。产业政策体系的合理分层与分类，避免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刀切”，既突出自主创新和重大项目，又使那些处于幼稚期的创新型企业能及时得到政策惠及，同时也明确，政府支持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

创新需要人才。合肥拥有中国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60所，各类科技人员60多万人，有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中电科38所等中央驻肥科研机构13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各类研发机构820家，为了将这些人才留住并吸引全球人才汇聚，合肥推出了合肥人才特区规划。在股权激励等试点政策共同发力下，目前进入“千人计划”的海归人才150人，在肥工作的两院院士72名，他们为合肥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了智力支撑与保障。